本文作者為劉永連教授，劉教授現為中國暨南大學文學院中外關係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理事，中國朝鮮史研究會理事。從事中外關係史研究十數年，主要關注古代中外國家關係和文化交流，近年尤其關注東亞海域交往和南海問題研究。

東亞世界相對於地中海周邊是一個新近引起人們關注的區域，針對東亞世界的研究在學界則是一個欣欣向榮的學術領域。近日拜讀香港都會大學羅樂然先生的大作《達志通欲：朝鮮翻譯官與十七至十九世紀的中韓關係》，即清晰感覺到一股新鮮的氣息。

若說《達志通欲：朝鮮翻譯官與十七至十九世紀的中韓關係》的價值，我覺得最值得稱道者是：在考察東亞文化交流問題上視角和方法的創新。這一點已有南洋理工大學衣若芬教授在序言所提及，他肯定了作者對東亞文化圈「核心」與「邊緣」這種結構上基礎性認知的突破。我完全贊同這種看法，同時還想多說幾句。因為除了衣先生所指出的由「核心」向「邊緣」單向文化流動的突破外，作者對二者關係和流動層面還有更多、更深的認識。

「核心」與「邊緣」的文化交融與創新

一方面，作為「邊緣」地帶的周邊國家其實有著充分的主觀能動性。首先對於中國大陸傳播來的諸多文化，他們並非照單接收，全面接受，而是有所選擇，特別是選擇有助於自身文化發展的某些部分和成分。因此，即使再典型的朝貢貿易關係下，周邊國家與中國大陸也有許多不同；即使習稱「小中華」的朝鮮半島國家，也有著自己的文化特色。這是東亞文化圈內與共通性並立的差異性。舉個例子，儘管都擁有佔據統治地位的儒家文化，與中國大陸關係最為密切的朝鮮半島長時期獨尊朱子學，排斥陽明學，這就是一種差異性。

其次，在吸收中華文化的同時，周邊國家也無時無刻不發揮著自身的創造性，對傳播過來的文化實施再創造，加以發展，由此形成自己獨特的文化。像韓國在聯合國成功申遺的端午節習俗文化，就帶有朝鮮社會自身的文化成分。由李滉開創的「退溪學」、李珥開創的「栗谷學」，也是能具朝鮮半島特色的儒學發展成果。

再次，基於自身的文化背景，接觸到中國和中國文化的朝鮮半島人有著自己獨特的視角、觀感和反動。這一點被葛兆光先生稱為用以全面看待中國的「異域之眼」，放在中朝關係和東亞文化圈內更是直接促動雙方關係和文化圈內容及層面變化的重要因素。

此類例子豐富而突出地體現在羅樂然這部以朝鮮譯官群體為切入點所撰寫的中朝關係著作裡，不但突破了將東亞文化圈劃分為「核心」與「邊緣」兩部分的簡單化操作，而且突破了將東亞文化共同體割裂開來和片面認識的局限。在人類文明體系中，不同地域的文化總是各有特色，俱作能動，共同促進整個文明發展。正如羅樂然書中所說：

以上認識「將會有助於學界可以思考更多有關東亞世界研究的面向與可能性」。

另一方面，東亞文化圈內的文化互動具有豐富的層面和內容。出於以上對雙方關係的認識，我們不但能看到交換方物式的淺層雙向文化傳播，而且能留心在周邊國家能動和創造作用促動下的深層文化交融。正像本書所描述的通過朝鮮譯官反饋到清人頭腦中的漢詩和儒學那樣，肯定他們先在朝鮮文人接受過程中有所變化，其中不乏促動朝鮮半島文化形成和發展的「郢書燕說」式消化，而後在構成清人認識過程中也會又融進不少清代中國元素，就這樣在互動交流中幾經轉化，構成東亞文化發展的新氣象。我相信羅先生所強調要展示的中朝文化「互動」，不單單是要反映原生文化與次生文化的關係，應該更多是要挖掘「核心」與「邊緣」文化互鑒和創新的內涵。

從譯官角度解剖中朝文化的肌理

《達志通欲：朝鮮翻譯官與十七至十九世紀的中韓關係》以朝鮮漢語譯官群體為考察對象，在東亞視角和方法的指導下又在譯官問題研究領域開闢了一個新境。與前人研究明顯不同的是，其著眼點不再是譯官身份和工作本身，甚至也不僅是如漢詩交流等中朝交往活動本身，而是透過這些來考察在其影響下中朝文化交流的歷史變遷。這並非一般意義上的中朝文化交流史研究，而是從譯官角度解剖開來所展示的中朝文化交流發生變遷的某些內在肌理，無疑這是一個非常新穎的角度和方式，所展示的也是中朝文化交流史中的一片洞天新境。由於作者強調東亞視野，看待和分析問題的角度是豐富而開闊的；同時由於強調考察文化交流過程，使得其研究比只看結果樣態的平板式研究增添了因動態展開而曲徑通幽且充滿生動趣味的具體內容。

概括上述觀感而言之，羅樂然先生的《達志通欲：朝鮮翻譯官與十七至十九世紀的中韓關係》是一部反映東亞文化交流史的佳作，更是關於譯官群體研究的創新性成果。

撰文／劉永連 教授 (暨南大學中外關係研究所)
編輯／劉靜頻
DOI：10.30196/2022.0010017

〈劉永連教授談《達志通欲：朝鮮翻譯官與十七至十九世紀的中韓關係》〉這篇文章最早發佈於《華藝報馬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