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十二年（1873年），二十五歲的王鵬運（1850–1904）從桂林到北京應進士試。初入京城的年輕人，與友人到訪名勝登臨賞景，寫下了不少詞作。從此王鵬運多了一個「詞人」的身分，而這個身分日後竟然引領了一代風會，被後人譽為「清末四大詞家」之首，影響力直到辛亥革命之後。

「樹猶如此，人何以堪？」─懷才不遇的悲秋之感

王鵬運抵達京城後任職內閣中書，掌理撰寫、記載、繕寫等職務。參加科舉，卻連年落榜，光緒五年(1879)之後決意不再赴試。三十三歲喪父，四十歲喪妻。十餘年中，接連遭逢屢試不第、至親驟逝、官職低微、有志難伸等種種打擊與挫折，雖偶有和朋友往來唱酬之樂，但此時期的作品不免蒙上了一層黯淡的色彩。如〈己卯口占〉：「亭皋木葉下紛紛，七見秋光老薊門。多少天涯淪落意，未應秋士獨銷魂。」王鵬運屢試不中，滯留京師已經七年，眼見落葉飄零，「樹猶如此，人何以堪？」懷才不遇的悲秋之感油然而生。王鵬運自任內閣中書以來，十年未曾調動職務，空懷理想，有志難伸，雄心壯志逐漸消磨：「萬里揚舲，十年磨劍，壯心漸已」，不如歸去的念頭時而在心中盤桓：「當歸倩誰寄遠，倦遊心，爭遣人知」？王鵬運不喜官場習氣，又無法辭官歸隱，仕與隱的矛盾掙扎，只能獨自承擔。失恃的悲哀、不遇的困窘、落榜的遺憾、喪妻的苦痛，平生際遇之坎坷，使他心如槁木，如僧人一般，因自號「半僧」：「與古為徒，似僧有髮，憔悴成今我」，將現實視為夢幻泡影，以醉鄉作為逃避的依託：「泡幻空中影，無何醉裡鄉。人書俱老究何嘗，贏得絲絲愁鬢染新霜。」

藉由比興寄託，以詞諷刺清末時局

光緒十九年(1893)，王鵬運升任江西道監察御史，以身為諫官為榮。次年甲午戰爭爆發，王鵬運屢上奏摺，糾參倡導和議的李鴻章，力爭割地賠款之不可行。無奈二十餘通奏稿，亦無法力挽狂瀾。此時期的詞集取名《味梨》，取「梨之為味也，外甜而心酸」之意，多有比興寄託。如「春樹噪昏鴉，春城咽暮笳。正紛紛、紅雨迷花。都是東風來往路。恁回首，便天涯」。城中的悲笳聲與群鴉鼓譟的鳴聲，交織成淒楚的亂世之音。「東風」吹落了紅花，代表東方戰事的破壞力。甲午海戰失利的原因之一，是慈禧太后挪用海軍軍費修築頤和園以供個人享樂。王鵬運屢屢用「嫦娥」影射高高在上的慈禧不知民間疾苦：「碧海沉沉，只有嫦娥，忘情終古」。光緒二十二年(1896)，王鵬運上〈請暫緩駐蹕頤和園疏〉，籲請皇帝自頤和園回宮處理政事。光緒帝恐慈禧不悅，下令「此後如再有人妄奏嘗試，即將王鵬運一併治罪」。經此打擊，王鵬運變得心灰意冷，取刻鵠類鶩之意，自號「鶩翁」，自比為無心馳騁的千里馬：「空闊已無千里志，馳驅枉抱百年心。夕陽山影自蕭森」。維新變法本來為政局帶來一絲希望，但隨著戊戌政變，光緒帝被幽禁，慈禧重掌政權之後也化為泡影：「疏簾窣地，流影不禁風，無一語。空延佇，春又今年去」。「簾」隱喻垂簾聽政的慈禧，她下令處決戊戌六君子，追捕維新黨人，將初具規模的維新變法幻為「流影」，如春天一般消逝無蹤。百日維新失敗之後，政治的挫折和胞弟王維熙的驟逝，王鵬運的心境十分黯淡。為了排解煩憂，邀集友人組成「校夢龕社」，並與朱祖謀投入心力校勘南宋吳文英的《夢窗詞》。

光緒二十六年(1900)，義和團事變導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慈禧挾光緒帝逃往西安，王鵬運避居北京自宅四印齋，與前來投奔的朱祖謀、劉福姚，將同處危城的憂傷驚懼發而為詞，相互唱和，寫成《庚子秋詞》，次年與其他友人共成《春蟄吟》，留下時代亂離的創傷紀錄。此一時期的作品，有對慈禧挾光緒滯留西安不返的不滿：「人何處，塵迷路，恨難平」；有對珍妃在離京前被慈禧投入井中的同情：「翠桐飄，青鳳折，銀床影斷空羅襪」；有對時局動盪烽火遍地的悲慨：「神州乍回首，渺孤雲天北。莽莽烽煙驚遠目，倚長風，幾番歌哭」。辛丑條約簽訂後，王鵬運深感失望，決意彈劾深受慈禧重用的大學士榮祿，摺入留中，遂請假南歸。遊歷開封、徐州、南京、蘇州、上海等地，後寓居揚州，執教儀董學堂。光緒三十年(1904)於蘇州病逝。

處在近代史上最為動盪不安的時期，仕與隱的糾葛與矛盾，纏繞了王鵬運的一生。他曾說自己是「不夷不惠」，不會如柳下惠戀棧職位，但也不能如伯夷隱居山野，其用世之心是很顯然的。王鵬運的詞作以國勢衰頹的悲慨和個人遭際的困厄為主軸，使用比興寄託的技巧，以委婉含蓄的方式寄寓時政的批評和諷諭。例如以「暮春」象徵國勢，「芳菲」代表賢才，「飛絮」代指小人，「嫦娥」、「簾幕」暗喻慈禧太后，被簾幕遮蔽的「燕子」比喻光緒帝，「新弦」、「新聲」指維新變法之事，意蘊豐富，耐人尋味。王鵬運重視詞體反映時代社會的教化功能，其詞學觀點啟迪了後輩友人，與鄭文焯、況周頤、朱祖謀並稱「清末四大詞家」，民國詞人葉恭綽譽其為「詞宗」，影響相當深遠。王鵬運頗好東坡詞，在當時的夢窗熱之外別樹一幟，其對東坡的賞愛深深影響了朱祖謀以及朱祖謀的弟子龍沐勛。此後東坡詞日漸受到重視，至今東坡詞已成為中學必讀的經典，不能不說有一部分是王鵬運的獨到眼光和推闡之功。

王鵬運以詞寫史，卻少有人知？

「拿雲心事記當年，天路許追攀」，從年輕時的壯志凌雲到「而今憔悴干戈裡，老子已癡頑。霜後秋菘，雨前春茗，一覺足千歡」，數十年的宦途險阻、戰事磨難，王鵬運看盡時局的風雲變幻之後，只求遠離紅塵，平靜度日。像這樣一位站在時代的風口浪尖之上，以詞寫史的詞人，卻少有人知悉。主要是王鵬運的許多文獻資料大都以線裝書的形式散落在各地的圖書館之中，缺乏有系統的整理。

李保陽先生是位篤學君子，好書成癡，不辭辛勞奔波各地的圖書館尋訪善本書籍，聯絡王鵬運的後人，獲得許多寶貴的第一手資料，耗費數年的時間完成了《王鵬運詞學文獻考》，附《王鵬運年譜稿》。截至目前為止，這是蒐集王鵬運生平和詞籍資料最豐富、最完整的一部著作。李保陽先生治學嚴謹，考證精詳，論述有據，將王鵬運的詞集版本、校勘整理之功，以及記錄其生平行誼的年譜作了相當完整的呈現。其中關於王鵬運的金石、書畫、書籍的收藏記述相當精彩，附有實物照片，多有私人珍藏、未曾披露的珍貴資料，無論在藝術史或是詞學史上都有重要的貢獻。讀《王鵬運詞學文獻考》，再對照著《王鵬運年譜稿》讀王鵬運的詞，更能理解詞作背後難以言喻的抑鬱蒼涼──那是蘸著墨痕和血淚寫下的、時代加諸於個人的生命創傷。

編輯／陳姍儀、劉靜頻
DOI：10.30196/2022.0010027

〈【學者書房】卓清芬教授談《王鵬運詞學文獻考》〉這篇文章最早發佈於《華藝報馬仔》。

時常出現在古裝韓劇中的角色─張玉貞 (張禧嬪)，《張玉貞‧為愛而生》這部韓劇中，透漏了張玉貞出身自譯官家族，她的伯父─張炫，在歷史中正是陪伴朝鮮孝宗和昭顯世子在瀋陽擔任人質的譯官。張炫，正是大眾鮮少注意到的「譯官」，卻在中國與朝鮮交流中，卻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這次，由《達志通欲：朝鮮漢語譯官與十七至十九世紀的中朝關係》一書的作者羅樂然教授，帶我們一窺這個神秘的角色。

被忽略與汙名化的角色─朝鮮譯官

「其實在初期，譯官是一個輔助朝鮮士大夫協調禮儀的角色，比較像是助理或是跑腿的工作。清朝統治中國後，在華夷觀的影響下，朝鮮士大夫不想跟女真人接觸，便將大小事情都委託給翻譯官去處理。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譯官漸漸主宰了交涉的過程，也因此，譯官的歷史價值變得越來越重要。」羅樂然老師如是說。

在當時的社會，與中國與朝鮮之間有著頻繁的交流，然而受到語言的關係，十分仰賴「譯官」，朝鮮也設置一系列的培訓制度，讓譯官熟知中國的文化與禮儀。在這樣的外交形式下，譯官所帶來的情報，其實影響了當時的朝鮮人是如何看待中國！羅樂然老師認為，相對於士大夫，譯官較沒有華夷的偏見，他們帶來的情報資訊，讓朝鮮對於中國有多一層的瞭解；而許多中國的文人，也會藉由譯官的資訊來瞭解朝鮮的文化風貌、蒐集韓國文集，尤其是關於地方文學詩集，這是與兩班貴族創造的文學不同的。其實，譯官不僅負責翻譯或外交禮儀，歷史上更不乏譯官，改變外交結果的例子，羅老師分享：在18世紀的時候，曾有譯官因為個人利益，希望朝鮮中日通航貿易之後，依舊能維持朝鮮的競爭力，因此譯官向士團的領袖與禮部建議恢復禁海的制度，讓他能繼續成為中日之間代理人的角色。這正是譯官個人的選擇，改變外交結果的實例之一！

譯官雖不是大眾熟悉的角色，但仍有幾位譯官對於朝鮮的發展有重要意義，像是吳慶錫、卞元圭等，兩位譯官都主張朝鮮不能封閉，要開拓。像是吳慶錫主張主張朝鮮要開港，後來也帶動了江華島條約的簽署；卞元圭則和中國的李鴻章有諸多接觸，更安排朝鮮的學生前往天津學習兵工廠技術。換個角度來看，其實他們正象徵著朝鮮的開放，以及朝鮮在十九世紀的進步。

然而，在歷史中扮演如此重要的穿針引線角色的譯官，過去多數的討論，或是戲劇的描寫，時常出現不擇手段、譯官兼商人的面貌，這正反映了當時社會的情況：譯官的薪資微薄，他們需要依賴跨國貿易，以類似今日代購的收益來獲取更多收入。羅樂然老師也提到，主要是朝鮮無法支付足夠費用，默許此種方式，以維持譯官的忠誠度，因此在半合法的情形下，容許譯官有買賣往來，很多譯官因此被稱為「譯商」，因此，這其實也是政治制度的產物。

起身抗衡兩班貴族的中人

研究譯官與中朝關係的的過程中，羅老師發現韓國與華文的研究者對譯官的評價，跟譯官對自己的評價有很大的差異。羅樂然教授認為，其中一個原因是歷史書寫的角度，是由兩班貴族所主導的。但譯官的任務，其實是達成國家的外交目的的過程中，是非常重要的角色。譬如，譯官需要靠貪汙的方式，才能與禮部尚書接觸，讓禮部尚書更容易接受朝鮮的主張與建議，以達成朝鮮使團的外交目的。羅老師認為，不論是扮演商人、貪汙、走私、或是代購，過程中手段可能不光彩，但是都是在對國家權益作出貢獻。

因此，對外，譯官被貼上貪汙、走私的標籤；對內，譯官更成為抗衡兩班的中人。羅老師也和我們分享，由兩班及朝廷紀載的燕行錄與史書時常呈現與兩班的對立、譯官貪汙；而從譯官角度的紀載則是，譯官們透過貪汙為政府辦事。我們可以發現，朝鮮譯官的歷史書寫，因為兩班的偏見跟身分制度的關係，影響到譯官的地位與形象。羅樂然老師認為，這樣的描寫也反映了朝鮮社會的獨特，反映了兩班與其他社會階層的張力，也反映了當時朝鮮的階級問題：朝廷由兩班貴族掌控，其他階層的知識份子受到壓迫深感不得志。

「為什麼我們總把譯官當成貪汙的商人、走私、代購，甚至是小人？」羅樂然老師拋出這個問題？《達志通欲：朝鮮漢語譯官與十七至十九世紀的中朝關係》作為第一本從譯官角度來看待東亞文化交流和中國與朝鮮之間關係歷史的專書，羅樂然老師也希望藉由此書中不同角度的面貌，讓譯官的歷史地位得以重新書寫與討論。此外，也期待帶領讀者透過譯官的視角，一同來看看過去我們十分熟悉的歷史人物，像是：吳三桂、李鴻章..等。

文／劉靜頻
DOI：10.30196/2022.0010023

〈專訪《達志通欲》羅樂然：不擇手段的譯官？實則象徵十九世紀朝鮮的開放與進步！〉這篇文章最早發佈於《華藝報馬仔》。

相信大家偶爾會在新聞、網路中，聽見南島語族、臺灣原鄉論。其實，這正是考古學界長久以來的爭議之一：南島語族到底是否源自臺灣？然而，南島語族是什麼？臺灣原鄉論又是什麼？為什麼這是長久以來的爭議？讓《山林裡的南島語族：台灣原住民形成論》一書的作者臺灣大學人類學系教授─陳有貝帶領你走入考古的世界，一窺臺灣南島語族的起源與發展。

什麼是臺灣原鄉論？

世界上種類最多的語系和地理分布最廣的語言。所謂的「臺灣原鄉論」即是認為南島族群起源地為臺灣。而對於南島語族到底是不是源自臺灣，考古學、人類學界多年來都有頗多的討論。長年挖掘與建構臺灣原住民面貌的陳有貝教授認為：認為南島語人到臺灣島後就「沉迷」於島上豐富的山林資源，所以便「棄漁從農」，從而過著安定的山林遊耕生活。 《山林裡的南島語族：台灣原住民形成論》一書中亦有提到蘭嶼和臺灣本島很近，目視清楚可見，如果臺灣島住的是「海洋民族」，理論上便會前往、利用此地資源。但事實上蘭嶼島現在是住著和菲律賓島民相近的達悟人，而非來自臺灣本島的族群。他認為其根本原因是臺灣本島住民根本不再出海，才會另有來自南方的達悟人來到蘭嶼。依據考古的證據闡述臺灣並非南島語族的起源地，陳有貝抱持著與臺灣原鄉論相反的觀點。因此他認為：他認為臺灣原住民和太平洋民族不是一種「親子關係」，而是四散的「兄弟姊妹關係」。

臺灣原住民和太平洋民族不是一種「親子關係」，而是四散的「兄弟姊妹關係」。

「族群」是一種人群刻意創造的概念

臺灣島上是先有人群，才有族群，而且其成因是「文化」，而非「血緣」。

現代學界多數認定「族群」是一種人群刻意創造的概念，陳有貝教授也抱持相同的想法。他提到早期零零星星的人群到了臺灣後，為了某種共同現實需求，才想辦法結合成一個族群。為此目的，他們創造了「來源傳說」，再找出特別的器物當作所謂的「祖傳物」，來鞏固大家有個共同祖先的意識，以認同自己的族群。因此如果一定要定義本島原住民各族群的起源地，那答案就只有是「臺灣」。

「山林」裡的南島語族，而非「海洋」裡的南島語族

陳有貝老師在《山林裡的南島語族》一書中提到，早期習慣於海洋生活的南島語人來到臺灣後，在本島廣大山林環境的馴染下，轉變為一種適應於山林燒耕性格的農民。人群與文化只進不出，最終便在島上形成了各個獨一無二的原住民族群。

同樣身為海島國家，日本的「海洋文化」就遠比臺灣的要素多，陳有貝教授在臺灣考古研究中發現，主要原因便是臺灣豐富的山林，次要原因則是因為本島缺乏曲折豐富的海岸線。人民會受到土地或環境的馴化，發展出某些共同特性，自遠古以來的臺灣皆是如此。這些可從臺灣考古資料中找到印證。

「文明」代表著進步，人類會因此過得更好嗎？

一般認為，最早的文明大概是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美索不達米亞的蘇美爾人。文明的發展促進了人類社會的進步，但同時也帶來了很多問題。「從考古的研究經驗去思考現代社會與文化的一些發展是否恰當？這樣下去，人類會更好嗎？」陳有貝教授常有這樣的疑惑，尤其是對於「文明」的發展。

學術上的「文明」定義指的是社會複雜化到相當的程度，出現了文字、青銅器、城市等特徵，稱之為文明。但在中國有名的殷商遺址，會發現有各種殺殉行為，有時出土的是成堆的人頭骨，有時是無頭的肢體，還有各種呈現爬行掙扎姿勢之被活埋的人骨、殺人祭祀等，這都是世界各地「文明社會」遺址常有的共同現象！

他在學生時代曾在墾丁鵝鑾鼻一帶進行考古，發掘出數量多體型又大的貝殼，當時還一面想像著古代當地充滿美食的生活情景，多年後他在沖繩吃到同樣的貝類，印證他的想像無誤。墾丁鵝鑾鼻可以說是臺灣唯一有豐富海洋資源的地方，顯然有些古代社會無須文明便可以過得很充裕。

「殺殉這樣的文明社會簡直令人不寒而慄， 我寧可不要生活在這種可怕的社會。」陳有貝教授這樣感嘆著。

考古學應該思考未來、保持懷疑、勇於挑戰

如果被問到臺灣的特色是什麼？我們常常會聯想到：繁忙的夜市、各種小吃、滿街摩托車..。但再深入想一想，這些東西真的是只有臺灣才獨有的嗎？而且，除上述外我們還能舉出什麼？感覺總不如旁邊的中國、日本可以提出那麼多自己特有的文化要素。陳有貝老師說：我想尋找台灣文化的本質與根源，從過去長遠的土地歷程中找答案來回答這個問題。

陳有貝教授認為考古學除了是研究古代、過去的學問，也是藉由對人類長遠歷史的認識，探討現在和未來的各種發展，以檢視我們的前進的道路是否正確。

考古學發掘過去，研究文化發展的軌跡，最終也要思考未來，協助讓科學往適當的方向發展。

陳老師舉例：現代世界之所以沉沒於手機、網路，幾乎都是出自商業考量。但人類生活會更感到更快樂、幸福嗎？我們應該對此抱持著懷疑的態度。人類的文化發展方向並非理所當然的，是我們自己選擇的結果。陳有貝老師坦言，考古學發掘過去，研究文化發展的軌跡，最終也要思考未來，協助讓科學往適當的方向發展。

作為人類學系教授，在學校課堂上，他最希望學生對於各種理論可以抱持著懷疑的態度、具備挑戰的精神，不要輕易屈服於所謂的學術權威！更希望藉由《山林裡的南島語族：台灣原住民形成論》一書，帶給大家的並非單純的結論，而是可以引發讀者一點啟示，一起來探索臺灣的過去與未來。這也是陳有貝教授對於考古深切的期盼！

文／陳姍儀
DOI：10.30196/2022.0010020

參考資料：

1. 南島語系
2. 南島民族最新研究：南島語系的起源地不是臺灣？
3. 「南島語族的原鄉就是台灣」的最新探討

〈專訪《山林裡的南島語族》陳有貝：尋找台灣文化的本質與根源，從過去長遠的土地歷程中找答案！〉這篇文章最早發佈於《華藝報馬仔》。

本文作者為劉永連教授，劉教授現為中國暨南大學文學院中外關係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理事，中國朝鮮史研究會理事。從事中外關係史研究十數年，主要關注古代中外國家關係和文化交流，近年尤其關注東亞海域交往和南海問題研究。

東亞世界相對於地中海周邊是一個新近引起人們關注的區域，針對東亞世界的研究在學界則是一個欣欣向榮的學術領域。近日拜讀香港都會大學羅樂然先生的大作《達志通欲：朝鮮翻譯官與十七至十九世紀的中韓關係》，即清晰感覺到一股新鮮的氣息。

若說《達志通欲：朝鮮翻譯官與十七至十九世紀的中韓關係》的價值，我覺得最值得稱道者是：在考察東亞文化交流問題上視角和方法的創新。這一點已有南洋理工大學衣若芬教授在序言所提及，他肯定了作者對東亞文化圈「核心」與「邊緣」這種結構上基礎性認知的突破。我完全贊同這種看法，同時還想多說幾句。因為除了衣先生所指出的由「核心」向「邊緣」單向文化流動的突破外，作者對二者關係和流動層面還有更多、更深的認識。

「核心」與「邊緣」的文化交融與創新

一方面，作為「邊緣」地帶的周邊國家其實有著充分的主觀能動性。首先對於中國大陸傳播來的諸多文化，他們並非照單接收，全面接受，而是有所選擇，特別是選擇有助於自身文化發展的某些部分和成分。因此，即使再典型的朝貢貿易關係下，周邊國家與中國大陸也有許多不同；即使習稱「小中華」的朝鮮半島國家，也有著自己的文化特色。這是東亞文化圈內與共通性並立的差異性。舉個例子，儘管都擁有佔據統治地位的儒家文化，與中國大陸關係最為密切的朝鮮半島長時期獨尊朱子學，排斥陽明學，這就是一種差異性。

其次，在吸收中華文化的同時，周邊國家也無時無刻不發揮著自身的創造性，對傳播過來的文化實施再創造，加以發展，由此形成自己獨特的文化。像韓國在聯合國成功申遺的端午節習俗文化，就帶有朝鮮社會自身的文化成分。由李滉開創的「退溪學」、李珥開創的「栗谷學」，也是能具朝鮮半島特色的儒學發展成果。

再次，基於自身的文化背景，接觸到中國和中國文化的朝鮮半島人有著自己獨特的視角、觀感和反動。這一點被葛兆光先生稱為用以全面看待中國的「異域之眼」，放在中朝關係和東亞文化圈內更是直接促動雙方關係和文化圈內容及層面變化的重要因素。

此類例子豐富而突出地體現在羅樂然這部以朝鮮譯官群體為切入點所撰寫的中朝關係著作裡，不但突破了將東亞文化圈劃分為「核心」與「邊緣」兩部分的簡單化操作，而且突破了將東亞文化共同體割裂開來和片面認識的局限。在人類文明體系中，不同地域的文化總是各有特色，俱作能動，共同促進整個文明發展。正如羅樂然書中所說：

以上認識「將會有助於學界可以思考更多有關東亞世界研究的面向與可能性」。

另一方面，東亞文化圈內的文化互動具有豐富的層面和內容。出於以上對雙方關係的認識，我們不但能看到交換方物式的淺層雙向文化傳播，而且能留心在周邊國家能動和創造作用促動下的深層文化交融。正像本書所描述的通過朝鮮譯官反饋到清人頭腦中的漢詩和儒學那樣，肯定他們先在朝鮮文人接受過程中有所變化，其中不乏促動朝鮮半島文化形成和發展的「郢書燕說」式消化，而後在構成清人認識過程中也會又融進不少清代中國元素，就這樣在互動交流中幾經轉化，構成東亞文化發展的新氣象。我相信羅先生所強調要展示的中朝文化「互動」，不單單是要反映原生文化與次生文化的關係，應該更多是要挖掘「核心」與「邊緣」文化互鑒和創新的內涵。

從譯官角度解剖中朝文化的肌理

《達志通欲：朝鮮翻譯官與十七至十九世紀的中韓關係》以朝鮮漢語譯官群體為考察對象，在東亞視角和方法的指導下又在譯官問題研究領域開闢了一個新境。與前人研究明顯不同的是，其著眼點不再是譯官身份和工作本身，甚至也不僅是如漢詩交流等中朝交往活動本身，而是透過這些來考察在其影響下中朝文化交流的歷史變遷。這並非一般意義上的中朝文化交流史研究，而是從譯官角度解剖開來所展示的中朝文化交流發生變遷的某些內在肌理，無疑這是一個非常新穎的角度和方式，所展示的也是中朝文化交流史中的一片洞天新境。由於作者強調東亞視野，看待和分析問題的角度是豐富而開闊的；同時由於強調考察文化交流過程，使得其研究比只看結果樣態的平板式研究增添了因動態展開而曲徑通幽且充滿生動趣味的具體內容。

概括上述觀感而言之，羅樂然先生的《達志通欲：朝鮮翻譯官與十七至十九世紀的中韓關係》是一部反映東亞文化交流史的佳作，更是關於譯官群體研究的創新性成果。

撰文／劉永連 教授 (暨南大學中外關係研究所)
編輯／劉靜頻
DOI：10.30196/2022.0010017

〈劉永連教授談《達志通欲：朝鮮翻譯官與十七至十九世紀的中韓關係》〉這篇文章最早發佈於《華藝報馬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