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常出現在古裝韓劇中的角色─張玉貞 (張禧嬪)，《張玉貞‧為愛而生》這部韓劇中，透漏了張玉貞出身自譯官家族，她的伯父─張炫，在歷史中正是陪伴朝鮮孝宗和昭顯世子在瀋陽擔任人質的譯官。張炫，正是大眾鮮少注意到的「譯官」，卻在中國與朝鮮交流中，卻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這次，由《達志通欲：朝鮮漢語譯官與十七至十九世紀的中朝關係》一書的作者羅樂然教授，帶我們一窺這個神秘的角色。

被忽略與汙名化的角色─朝鮮譯官

「其實在初期，譯官是一個輔助朝鮮士大夫協調禮儀的角色，比較像是助理或是跑腿的工作。清朝統治中國後，在華夷觀的影響下，朝鮮士大夫不想跟女真人接觸，便將大小事情都委託給翻譯官去處理。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譯官漸漸主宰了交涉的過程，也因此，譯官的歷史價值變得越來越重要。」羅樂然老師如是說。

在當時的社會，與中國與朝鮮之間有著頻繁的交流，然而受到語言的關係，十分仰賴「譯官」，朝鮮也設置一系列的培訓制度，讓譯官熟知中國的文化與禮儀。在這樣的外交形式下，譯官所帶來的情報，其實影響了當時的朝鮮人是如何看待中國！羅樂然老師認為，相對於士大夫，譯官較沒有華夷的偏見，他們帶來的情報資訊，讓朝鮮對於中國有多一層的瞭解；而許多中國的文人，也會藉由譯官的資訊來瞭解朝鮮的文化風貌、蒐集韓國文集，尤其是關於地方文學詩集，這是與兩班貴族創造的文學不同的。其實，譯官不僅負責翻譯或外交禮儀，歷史上更不乏譯官，改變外交結果的例子，羅老師分享：在18世紀的時候，曾有譯官因為個人利益，希望朝鮮中日通航貿易之後，依舊能維持朝鮮的競爭力，因此譯官向士團的領袖與禮部建議恢復禁海的制度，讓他能繼續成為中日之間代理人的角色。這正是譯官個人的選擇，改變外交結果的實例之一！

譯官雖不是大眾熟悉的角色，但仍有幾位譯官對於朝鮮的發展有重要意義，像是吳慶錫、卞元圭等，兩位譯官都主張朝鮮不能封閉，要開拓。像是吳慶錫主張主張朝鮮要開港，後來也帶動了江華島條約的簽署；卞元圭則和中國的李鴻章有諸多接觸，更安排朝鮮的學生前往天津學習兵工廠技術。換個角度來看，其實他們正象徵著朝鮮的開放，以及朝鮮在十九世紀的進步。

然而，在歷史中扮演如此重要的穿針引線角色的譯官，過去多數的討論，或是戲劇的描寫，時常出現不擇手段、譯官兼商人的面貌，這正反映了當時社會的情況：譯官的薪資微薄，他們需要依賴跨國貿易，以類似今日代購的收益來獲取更多收入。羅樂然老師也提到，主要是朝鮮無法支付足夠費用，默許此種方式，以維持譯官的忠誠度，因此在半合法的情形下，容許譯官有買賣往來，很多譯官因此被稱為「譯商」，因此，這其實也是政治制度的產物。

起身抗衡兩班貴族的中人

研究譯官與中朝關係的的過程中，羅老師發現韓國與華文的研究者對譯官的評價，跟譯官對自己的評價有很大的差異。羅樂然教授認為，其中一個原因是歷史書寫的角度，是由兩班貴族所主導的。但譯官的任務，其實是達成國家的外交目的的過程中，是非常重要的角色。譬如，譯官需要靠貪汙的方式，才能與禮部尚書接觸，讓禮部尚書更容易接受朝鮮的主張與建議，以達成朝鮮使團的外交目的。羅老師認為，不論是扮演商人、貪汙、走私、或是代購，過程中手段可能不光彩，但是都是在對國家權益作出貢獻。

因此，對外，譯官被貼上貪汙、走私的標籤；對內，譯官更成為抗衡兩班的中人。羅老師也和我們分享，由兩班及朝廷紀載的燕行錄與史書時常呈現與兩班的對立、譯官貪汙；而從譯官角度的紀載則是，譯官們透過貪汙為政府辦事。我們可以發現，朝鮮譯官的歷史書寫，因為兩班的偏見跟身分制度的關係，影響到譯官的地位與形象。羅樂然老師認為，這樣的描寫也反映了朝鮮社會的獨特，反映了兩班與其他社會階層的張力，也反映了當時朝鮮的階級問題：朝廷由兩班貴族掌控，其他階層的知識份子受到壓迫深感不得志。

「為什麼我們總把譯官當成貪汙的商人、走私、代購，甚至是小人？」羅樂然老師拋出這個問題？《達志通欲：朝鮮漢語譯官與十七至十九世紀的中朝關係》作為第一本從譯官角度來看待東亞文化交流和中國與朝鮮之間關係歷史的專書，羅樂然老師也希望藉由此書中不同角度的面貌，讓譯官的歷史地位得以重新書寫與討論。此外，也期待帶領讀者透過譯官的視角，一同來看看過去我們十分熟悉的歷史人物，像是：吳三桂、李鴻章..等。

文／劉靜頻
DOI：10.30196/2022.0010023

〈專訪《達志通欲》羅樂然：不擇手段的譯官？實則象徵十九世紀朝鮮的開放與進步！〉這篇文章最早發佈於《華藝報馬仔》。

本文作者為劉永連教授，劉教授現為中國暨南大學文學院中外關係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理事，中國朝鮮史研究會理事。從事中外關係史研究十數年，主要關注古代中外國家關係和文化交流，近年尤其關注東亞海域交往和南海問題研究。

東亞世界相對於地中海周邊是一個新近引起人們關注的區域，針對東亞世界的研究在學界則是一個欣欣向榮的學術領域。近日拜讀香港都會大學羅樂然先生的大作《達志通欲：朝鮮翻譯官與十七至十九世紀的中韓關係》，即清晰感覺到一股新鮮的氣息。

若說《達志通欲：朝鮮翻譯官與十七至十九世紀的中韓關係》的價值，我覺得最值得稱道者是：在考察東亞文化交流問題上視角和方法的創新。這一點已有南洋理工大學衣若芬教授在序言所提及，他肯定了作者對東亞文化圈「核心」與「邊緣」這種結構上基礎性認知的突破。我完全贊同這種看法，同時還想多說幾句。因為除了衣先生所指出的由「核心」向「邊緣」單向文化流動的突破外，作者對二者關係和流動層面還有更多、更深的認識。

「核心」與「邊緣」的文化交融與創新

一方面，作為「邊緣」地帶的周邊國家其實有著充分的主觀能動性。首先對於中國大陸傳播來的諸多文化，他們並非照單接收，全面接受，而是有所選擇，特別是選擇有助於自身文化發展的某些部分和成分。因此，即使再典型的朝貢貿易關係下，周邊國家與中國大陸也有許多不同；即使習稱「小中華」的朝鮮半島國家，也有著自己的文化特色。這是東亞文化圈內與共通性並立的差異性。舉個例子，儘管都擁有佔據統治地位的儒家文化，與中國大陸關係最為密切的朝鮮半島長時期獨尊朱子學，排斥陽明學，這就是一種差異性。

其次，在吸收中華文化的同時，周邊國家也無時無刻不發揮著自身的創造性，對傳播過來的文化實施再創造，加以發展，由此形成自己獨特的文化。像韓國在聯合國成功申遺的端午節習俗文化，就帶有朝鮮社會自身的文化成分。由李滉開創的「退溪學」、李珥開創的「栗谷學」，也是能具朝鮮半島特色的儒學發展成果。

再次，基於自身的文化背景，接觸到中國和中國文化的朝鮮半島人有著自己獨特的視角、觀感和反動。這一點被葛兆光先生稱為用以全面看待中國的「異域之眼」，放在中朝關係和東亞文化圈內更是直接促動雙方關係和文化圈內容及層面變化的重要因素。

此類例子豐富而突出地體現在羅樂然這部以朝鮮譯官群體為切入點所撰寫的中朝關係著作裡，不但突破了將東亞文化圈劃分為「核心」與「邊緣」兩部分的簡單化操作，而且突破了將東亞文化共同體割裂開來和片面認識的局限。在人類文明體系中，不同地域的文化總是各有特色，俱作能動，共同促進整個文明發展。正如羅樂然書中所說：

以上認識「將會有助於學界可以思考更多有關東亞世界研究的面向與可能性」。

另一方面，東亞文化圈內的文化互動具有豐富的層面和內容。出於以上對雙方關係的認識，我們不但能看到交換方物式的淺層雙向文化傳播，而且能留心在周邊國家能動和創造作用促動下的深層文化交融。正像本書所描述的通過朝鮮譯官反饋到清人頭腦中的漢詩和儒學那樣，肯定他們先在朝鮮文人接受過程中有所變化，其中不乏促動朝鮮半島文化形成和發展的「郢書燕說」式消化，而後在構成清人認識過程中也會又融進不少清代中國元素，就這樣在互動交流中幾經轉化，構成東亞文化發展的新氣象。我相信羅先生所強調要展示的中朝文化「互動」，不單單是要反映原生文化與次生文化的關係，應該更多是要挖掘「核心」與「邊緣」文化互鑒和創新的內涵。

從譯官角度解剖中朝文化的肌理

《達志通欲：朝鮮翻譯官與十七至十九世紀的中韓關係》以朝鮮漢語譯官群體為考察對象，在東亞視角和方法的指導下又在譯官問題研究領域開闢了一個新境。與前人研究明顯不同的是，其著眼點不再是譯官身份和工作本身，甚至也不僅是如漢詩交流等中朝交往活動本身，而是透過這些來考察在其影響下中朝文化交流的歷史變遷。這並非一般意義上的中朝文化交流史研究，而是從譯官角度解剖開來所展示的中朝文化交流發生變遷的某些內在肌理，無疑這是一個非常新穎的角度和方式，所展示的也是中朝文化交流史中的一片洞天新境。由於作者強調東亞視野，看待和分析問題的角度是豐富而開闊的；同時由於強調考察文化交流過程，使得其研究比只看結果樣態的平板式研究增添了因動態展開而曲徑通幽且充滿生動趣味的具體內容。

概括上述觀感而言之，羅樂然先生的《達志通欲：朝鮮翻譯官與十七至十九世紀的中韓關係》是一部反映東亞文化交流史的佳作，更是關於譯官群體研究的創新性成果。

撰文／劉永連 教授 (暨南大學中外關係研究所)
編輯／劉靜頻
DOI：10.30196/2022.0010017

〈劉永連教授談《達志通欲：朝鮮翻譯官與十七至十九世紀的中韓關係》〉這篇文章最早發佈於《華藝報馬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