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常出現在古裝韓劇中的角色─張玉貞 (張禧嬪)，《張玉貞‧為愛而生》這部韓劇中，透漏了張玉貞出身自譯官家族，她的伯父─張炫，在歷史中正是陪伴朝鮮孝宗和昭顯世子在瀋陽擔任人質的譯官。張炫，正是大眾鮮少注意到的「譯官」，卻在中國與朝鮮交流中，卻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這次，由《達志通欲：朝鮮漢語譯官與十七至十九世紀的中朝關係》一書的作者羅樂然教授，帶我們一窺這個神秘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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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忽略與汙名化的角色─朝鮮譯官

「其實在初期，譯官是一個輔助朝鮮士大夫協調禮儀的角色，比較像是助理或是跑腿的工作。清朝統治中國後，在華夷觀的影響下，朝鮮士大夫不想跟女真人接觸，便將大小事情都委託給翻譯官去處理。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譯官漸漸主宰了交涉的過程，也因此，譯官的歷史價值變得越來越重要。」羅樂然老師如是說。

在當時的社會，與中國與朝鮮之間有著頻繁的交流，然而受到語言的關係，十分仰賴「譯官」，朝鮮也設置一系列的培訓制度，讓譯官熟知中國的文化與禮儀。在這樣的外交形式下，譯官所帶來的情報，其實影響了當時的朝鮮人是如何看待中國！羅樂然老師認為，相對於士大夫，譯官較沒有華夷的偏見，他們帶來的情報資訊，讓朝鮮對於中國有多一層的瞭解；而許多中國的文人，也會藉由譯官的資訊來瞭解朝鮮的文化風貌、蒐集韓國文集，尤其是關於地方文學詩集，這是與兩班貴族創造的文學不同的。其實，譯官不僅負責翻譯或外交禮儀，歷史上更不乏譯官，改變外交結果的例子，羅老師分享：在18世紀的時候，曾有譯官因為個人利益，希望朝鮮中日通航貿易之後，依舊能維持朝鮮的競爭力，因此譯官向士團的領袖與禮部建議恢復禁海的制度，讓他能繼續成為中日之間代理人的角色。這正是譯官個人的選擇，改變外交結果的實例之一！

譯官雖不是大眾熟悉的角色，但仍有幾位譯官對於朝鮮的發展有重要意義，像是吳慶錫、卞元圭等，兩位譯官都主張朝鮮不能封閉，要開拓。像是吳慶錫主張主張朝鮮要開港，後來也帶動了江華島條約的簽署；卞元圭則和中國的李鴻章有諸多接觸，更安排朝鮮的學生前往天津學習兵工廠技術。換個角度來看，其實他們正象徵著朝鮮的開放，以及朝鮮在十九世紀的進步。

然而，在歷史中扮演如此重要的穿針引線角色的譯官，過去多數的討論，或是戲劇的描寫，時常出現不擇手段、譯官兼商人的面貌，這正反映了當時社會的情況：譯官的薪資微薄，他們需要依賴跨國貿易，以類似今日代購的收益來獲取更多收入。羅樂然老師也提到，主要是朝鮮無法支付足夠費用，默許此種方式，以維持譯官的忠誠度，因此在半合法的情形下，容許譯官有買賣往來，很多譯官因此被稱為「譯商」，因此，這其實也是政治制度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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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身抗衡兩班貴族的中人

研究譯官與中朝關係的的過程中，羅老師發現韓國與華文的研究者對譯官的評價，跟譯官對自己的評價有很大的差異。羅樂然教授認為，其中一個原因是歷史書寫的角度，是由兩班貴族所主導的。但譯官的任務，其實是達成國家的外交目的的過程中，是非常重要的角色。譬如，譯官需要靠貪汙的方式，才能與禮部尚書接觸，讓禮部尚書更容易接受朝鮮的主張與建議，以達成朝鮮使團的外交目的。羅老師認為，不論是扮演商人、貪汙、走私、或是代購，過程中手段可能不光彩，但是都是在對國家權益作出貢獻。

因此，對外，譯官被貼上貪汙、走私的標籤；對內，譯官更成為抗衡兩班的中人。羅老師也和我們分享，由兩班及朝廷紀載的燕行錄與史書時常呈現與兩班的對立、譯官貪汙；而從譯官角度的紀載則是，譯官們透過貪汙為政府辦事。我們可以發現，朝鮮譯官的歷史書寫，因為兩班的偏見跟身分制度的關係，影響到譯官的地位與形象。羅樂然老師認為，這樣的描寫也反映了朝鮮社會的獨特，反映了兩班與其他社會階層的張力，也反映了當時朝鮮的階級問題：朝廷由兩班貴族掌控，其他階層的知識份子受到壓迫深感不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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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我們總把譯官當成貪汙的商人、走私、代購，甚至是小人？」羅樂然老師拋出這個問題？《達志通欲：朝鮮漢語譯官與十七至十九世紀的中朝關係》作為第一本從譯官角度來看待東亞文化交流和中國與朝鮮之間關係歷史的專書，羅樂然老師也希望藉由此書中不同角度的面貌，讓譯官的歷史地位得以重新書寫與討論。此外，也期待帶領讀者透過譯官的視角，一同來看看過去我們十分熟悉的歷史人物，像是：吳三桂、李鴻章..等。

文／劉靜頻
DOI：10.30196/2022.0010023